网络上中医和西医的争执很多，方舟子是坚定的中医批评者，现实生活中去中医院看病，也会采用西医的检查手段，有时候开的药也是西药。我不是医疗工作者，作为一个要去医药看病的普通人，我想聊聊中医和西医的命名和我的一些观点。
中医的英文名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西医的直译是modern Western medicine， 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这两个维度的对立可以看出拿中医和西医的对比是很不公平的，传统医学弱于现代医学，中国医学一定弱于西方医学（世界医学），当年起中医这个名字可以看出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鸿鹄之志。
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医学(modern Chinese medicine)的空缺 ，在整个医疗体系里，很难看到中国在医疗上的贡献。屠呦呦作为药学家，她获得诺贝尔奖的荣誉来自于美国科学院院士路易斯米勒的调查研究，这是对中国医疗体系的莫大讽刺。像屠呦呦这样的医药科学工作者在中国还有很多，可惜在自己的岗位上得不到自己同胞的肯定，这个才是中国医疗发展最大的悲哀。
讨论中医和西药的谁好谁坏是没有意义的，不如好好想想如何发展中国的现代医药。
媒体上经常看到某某公司清理35岁以上程序员的新闻，也有很多招聘广告上要求年龄35岁一下。
似乎程序员这个职业过了35岁就不值钱了，经过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发现也不是这样。
有一创业的朋友想招聘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工智能平台工程师，构建高可用的商用平台，苦于无法招聘到这样的人才。
现在找一个懂人工智能，又懂平台化的人才太少了。35岁以上的程序员是经验丰富，可以在各个公司独当一面，让各种idea落地的时候，属于职业生涯的黄金期。
如果平台本身的部署不能提供弹性和自动化，怎么能够保证上层应用的弹性？ — 晓波
今年google和特斯拉的无人驾驶部门对于人才的争夺进入了白热化，百度也宣布了自己all in AI的战略，并且开放了apollo无人驾驶软件平台。国内外的创业公司和汽车制造企业也紧随其后，纷纷踏入无人驾驶的行业。
那么，无人驾驶在现实中落地还有多远呢。从网上的文章看，技术方面的积累已经出现质的改变，人工智能，超级GPU, 光学雷达这些技术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无人驾驶的曙光。
不过，也许我们还需要再等一等，虽然Google和特斯拉的无人驾驶技术无限接近L4自动驾驶标准，可是GPU的能耗， 光学雷达的成本和恶劣天气的稳定性，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大量的异常测试案例，可能都会让无人驾驶落地变得异常缓慢。Google宣布不给无人驾驶落地设定时间线，体现它们对于”Safe driver”理念的执着，Google正在通过海量的测试来改善它们的算法和硬件平台。
同时立法也需要更进，互联网公司普遍对质量管控不是很严，微信不能看到照片，淘宝不能支付通常不会引发什么严重的后果，可是无人驾驶软件如果出现一个小bug, 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有国外的专家估计20年内无人驾驶可以在美国落地，那么中国这么复杂的路况什么时候可以落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上海的主要产业是国企和央企，大概占50%的样子，其余的大部分是外资企业，上海的产业还是比较依赖与汽车，船舶等高端制造业，辅以金融、商业、航运、物流等其他产业的支持。
上海是一个高效和保守的城市，上海人安心过好自家的小日子，从过去到现在这个思想深深的植根于上海的基因之中，很多在上海的投资人和创业人都会抱怨，周末上海基本没有太多互联网的行业聚会，大家都热衷于和家人一起度过周末的时光。
北京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中国的政策和信息中心，大量的投资者聚集北京，而且北京的文化更加包容，天南海北的人一同聚集北京，激荡出各种思想的火花。
虽然其他产业在上海创业都能享受到政府高效办事的便利，但是互联网是个例外，各种互联网政策的审批上海还是非常保守的，往往北京和深圳却能走在前列。
http://cj.sina.com.cn/article/detail/2099880822/304301
本文为7月1日上午，张维迎教授在2017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同学们好！首先祝贺大家毕业！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也是意味着责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民族的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增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边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 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原地踏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医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 KELLOGG公司。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谢谢！
更新密码的时候把wordpress的密码搞丢了，就重新做个站点吧，以旧换新。